im体育从今年开始,因为机缘巧合,我开始负责一个重资产投资的新能源企业,我们的业务已经遍布华东和西南的10个省市了。
好像突然地,我的人生,就和新能源结合在一起了;而且,我预测,很有可能,我的人生会和新能源深度结合了。
“双碳战略”是指碳达峰和碳中和。碳达峰,就是指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就是碳开始中和。
2020年9月,国家正式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即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到206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二氧化碳吸收量平衡。
可以说,在未来30年间,有关双碳的行业,有关新能源的领域,都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
提前了解,做出选择,分析自己,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永远要选择一个好的行业去从事,新能源与双碳的相关行业,肯定是值得关注的。
那么,在一片摆烂放任大火不管,一片嘴炮祭出环保少女的世界里,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承诺呢?
结合个人的工作经验与国家的战略,我来讲讲为什么我们需要“双碳战略”,即我们的“双碳战略”的意义是什么?
西方工业革命一百多年,我们在很多市场上已经无法与西方抗衡了,但是依靠“双碳战略”与国家的支持,在新能源领域,我们与西方几乎同时起步,可以依靠大家的智慧与努力(内卷)实现自身的竞争优势,培育出属于中国的独特的产业结构。
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就直接说过:争夺新一轮技术高地,产业竞争信号非常明显。
根据今天(9月11日)的最新数据,今年1-8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543.4万辆和537.4万辆,市场占有率达29.5%;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53.4万辆,同比增长1.6倍。
中国今年1-8月,汽车出口总量为294.1万辆,同比增长61.9%,新能源占比18.2%,但是贡献了非常大的增量。7月份中国已经成为了2023年汽车出口第一大国,今年全年,中国已经毫无悬念将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出口大国了。
我国在光伏产业链上全面领先,为中国创造了一个近2万亿人民币的上下游市场。
2022年我国全年光伏产业电池、组件产量分别达到318GW、288.7GW,而最终产品,光伏组件全球组件产量347.4GW,中国产量占了83.1%。
中国的光伏产业行业总产值突破1.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光伏组件出口额为423.6亿美元,同比增长72.1%。
与新能源配套的储能设备,2022年产量达到了101GW,市场规模约4000余亿人民币,中国企业几乎抢占了西方户用储能设备9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国外希望使用的微型逆变器领域,全世界普通居民用户都在用中国产品(便宜好用),微型逆变器领域的上市公司基本都是先拓展海外市场用回国开展业务的。
这些领域虽然都在“双碳战略”其中,但是其实并不是新东西,西方比我们走的也要走,虽然我们价格较低也比较成熟了,但是在走出去竞争上,不如上面的新能源,但是他们也在为GDP与就业做着应有的贡献的。
氢能非常特殊,因为日本掌握的动力氢能专利非常多,所有中美都最没有走这个赛道,但是绿色能源制造氢能(绿氢)在中国却是搞得如火如荼。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氢气需求量,2022年的需求量2800余万吨,占全世界30%,各种新能源设备制氢又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约3000亿的市场。
即便今年,我们国家现在的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经第一次超过了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但是用电的60%+依然来自于化石能源的发电装机。
在其他领域,我们依然大量依赖着石油与煤炭,如果能够对完成30%的替代,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都将由不容质疑的益处。
最近这些年,因为和中东、俄罗斯的合作密切,能源安全形势得到了提升,但是中国的能源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符合中国的战略目标。
我想强调一下,现在碳中和确实是行业的风口,决定着很多人的人生选择与未来机遇,
还不知道碳中和、ESG等相关概念和进展的朋友们可以先点一下链接,可以迅速带你敲开碳中和和ESG的大门,跟紧最前沿的碳中和发展节奏!
从植树造林、到节能减排、到节约用电用水等等,中国的环保是真的环保,这个其他人讲的太多了,我就不再赘述了。
目前中国在建设“双碳战略”的行动支撑体系,当然欧洲、美国等国家也制定了碳中和战略与路径,无论是碳汇、碳来源、ESG、EHS等等,都是这些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也要制定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ESG相关体系,配合“一带一路”体系的发展。
至少在未来的十年甚至三十年内,新能源产业在中国的产业布局中,依然将会是重要的一环。
如果你想为自己的人生布局,提前了解新能源与碳中和的整个体系,也可以点击下面的卡片,免费获得很多有关碳中和与ESG标准体系的材料,说不定能给你的人生提供一些新的发展。
“碳达峰碳中和”自提出以来已一年有余,目前国家顶层设计基本完成、行业政策逐步出台落地、发展趋势逐渐明朗。
2020年9月22日,我国在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了中国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和2060年前碳中和愿景,此后又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多次重申。
“双碳”即“碳达峰”、“碳中和”的简称,其中“碳达峰”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然后经历平台期进入持续下降的过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标志着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实现脱钩;“碳中和”指某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人为活动直接和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其通过碳汇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对我国而言,发掘低碳经济潜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体现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国际层面,目前全球形成的“碳中和”潮流未来将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我国若能够在“碳中和”潮流中取得相对领先优势,那么就能够极大提升国际地位及影响力,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国内层面,脱碳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从粗放式发展走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开启“双碳”征程的元年,相关政策和配套实施方案陆续出台。目前,为落实“双碳”行动,我国政策顶层设计为“1+N”架构:其中“1”指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N”指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及各行业、地方政策。
《意见》是党中央对“双碳”工作进行的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覆盖“碳达峰”、“碳中和”两个阶段;《方案》是“N”中为首的政策文件,更加聚焦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是“碳达峰”阶段的总体部署,相关指标和任务更加具体。
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方案》部署制定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以及具体行业的“碳达峰”实施方案,各地区也将按照《方案》要求制定本地区“碳达峰”行动方案。部分政策出台情况表见附表。
“双碳”政策的核心是“开源节流”,重中之重是解决能源供给结构问题,工业、交通、建筑等侧重行业需求侧调整。具体来看:
1.供给端:能源行业要求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强化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快煤炭减量步伐并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
2.需求端:工业要求深度调整产业结构,限制两高项目发展,制订高耗能行业的碳达峰实施方案,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
交通业要求加快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广节能低碳型智能交通工具。
建筑业要求优化建筑用能结构,发展节能低碳建筑,推广绿色低碳建材,开展屋顶光伏建设等一系列行动。
3.配套措施:碳汇方面,稳定现有的土地固碳作用,并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技术方面,强化基础研究前沿布局,研发推广先进的绿色低碳技术;监测方面,健全统计监测体系,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建立生态系统碳汇监测核算体系;在投融资领域,不断完善投融资政策机制,发展绿色金融,完善财税改革政策。
过去一年,“运动式”的减碳浪潮迭起,不考虑实际生产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拉闸限电”则导致部分企业错峰生产或停产,局地居民生活受到影响。低碳化转型是个长期的过程,技术更新、设备迭代、储能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发展时间和空间。2021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我国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必然要承受一定的代价。我国当前仍处于碳排放上升阶段,因而我国“碳中和”之路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将更陡峭,“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带来的生产结构变化也更为快速和剧烈。短期看,“双碳”目标可能会对行业造成冲击,尤其在电力、钢铁、航空、汽车等传统高耗能行业,制造业“稳增长”的压力高企。
我国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会进一步发展工业,但同时全球性环境问题又使得中国不得不进行碳排放的限制。这是中国在实现“双碳”目标时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矛盾的关键在于寻找技术、经济可行的脱碳路径,核心在于技术创新。脱碳的思路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需求侧节能减排甚至遏制需求(如采用拉闸限电),此类需求侧管理只能暂时性实现碳减排,无法根本上实现“双碳”目标;第二类是供给侧使用零排放能源、采用零排放生产工艺,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从根本上减少污染排放、改善气候并深刻变革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降低化石能源使用,取而以清洁能源代之的做法势在必行。目前火力发电仍是最主要来源(占比超70%),而煤是火电的主要原料。过多依赖火力发电意味着用煤需求将长期处于高位,并导致碳排放量居高不下。未来清洁能源[2]发展潜力巨大,其中以光伏太阳能和风能尤甚。短期看各类清洁能源或多或少都存在技术瓶颈或成本不经济的情况,其中比较典型的两大问题是储能和绿色溢价,目前储能技术在存储规模、成本、安全性等方面还有待突破。
碳金融交易通过碳排放外部成本内部化来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问题,从而实现碳减排的目的。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开始上线交易,目前尚处于起步期,仅覆盖电力行业,碳交易的形式主要是配额交易,呈现交易品类少、信息披露少、行业覆盖少的特点。
未来,为发挥碳市场的调节和引导作用,碳交易的行业覆盖面将进一步加大,高耗能行业将分批进入交易范围;交易主体更多样化,符合一定条件的负碳企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将会被允许进入;价格体系将会不断得到完善,围绕碳产品、业务、服务的金融化产品会逐渐增多,但为避免市场过度波动、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将呈现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特征。
[1]“三新一高”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2]清洁能源如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核能、氢能、海潮能等能源。
双碳战略不仅有其必要性,还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下面从大的层面简述4个方面的战略意义。
碳达峰、碳中和对国家安全有利,符合国家核心利益。碳减排可以减少对石油等能源的依赖,使能源不受限。目前石油资源及其生产、海上运输对于中国来说是影响极大且不可控的因素,随时可能因为某些极端事件导致中断,影响能源的供应。
中国不纠结于历史碳排放总量等问题,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愿景,致力于采取有力度行动实施国家在碳减排领域的自主贡献,体现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担当,这是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决心和成就可以极大程度改变外国意识形态的一些刻板印象和负面看法。同时,也证明了中国有能力、有义务、有决心站上世界的舞台并发挥自己的作用。
当前的情况更能验证那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领导结构在变化。对中国来说im体育,通过气候变化合作领域与欧洲及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建立沟通机制,是解决当前某些国家奉行的“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很好的途径。
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更是中国不断发展,走向世界舞台发挥作用途中必不可少的制度性基础设施,也是中国综合竞争力的表现。
中国实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战略,设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奠定制度、政策依据,极大促进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断走向成熟。中国一如既往地践行国际一系列气候公约,中国碳交易市场最终也将与国际接轨,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最早出现在官方文件中的是碳达峰。2014年11月12日于北京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提到:“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随时间而提高力度。”
在2014年11月的一次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表示,“方案经过了一年半到两年的论证,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发展阶段的特点,确定的是2030年左右出现峰值。这16年当中,还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能源等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中国要努力争取,尽可能早地实现目标,这又体现了既讲究科学又尽到最大的努力。”
2020年10月29日,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愿景目标《建议》提出,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一个多月后,在2020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碳达峰、碳中和作为2021年要做好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并明确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同时,还要求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等。
顶层目标确定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地方政府相继开始行动。生态环境部将编制实施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作为今年的重要工作,并提出加快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完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深化低碳省市试点、推进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和碳中和示范区建设,启动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等一系列目标。
2月3日,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在贝克休斯2021年年会上表示。
将构建低碳交通运输体系,深入实施发展新能源汽车国家战略,加快推广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和零能耗建筑,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2021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强调,将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节点,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在这次会议上,工信部部长肖亚庆称,从2021年开始,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据称,目前工信部正在研究制定相关工作方案。
央行也在其2021年工作会议上提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推动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碳排放合理定价。此外,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也均做出相应工作计划。
中国自“十一五”时期开始实施节能减排战略,过去十五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不断下降。2019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和2015年分别下降48.1%和18.2%,超额完成了之前设置的目标。
但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刘满平看来im体育,“横向对比,单位GDP碳排放较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欧盟的6倍多,人均碳排放也要超过部分发达经济体。”
达成“30·60”目标,可以着手的政策着力点包括:增加与碳减排相关的资金投入、设立低碳转型或“碳中和”相关基金、设置更高的年度减排目标等。“从政府财政资金来看,除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国家收入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外,目前没有直接与此相关的公共资金收入。因此,未来需要不断完善与碳减排相关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增加资金来源和对地方的财政投入。”
碳排放成为可以自由化交易的商品最早是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购买碳减排量来履行减排义务。清洁发展机制即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跨界进行温室气体减排三种机制之一,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发达国家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可核证的排放削减量CER以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
拉项目、写报告、做交易,碳市场的生意开始兴起,随着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CDM市场没落,碳市场的从业人员开始将目光转至国内。汪军回忆,从2009年时任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宣布中国要低碳发展开始,企业碳核算、碳管理相关的业务开始在国内出现,但多是请第三方咨询公司完成相关的业务,企业鲜少配备碳管理的团队。2013年,国内8个试点地区碳市场建立,集团型企业会成立碳资产管理企业,比如五大发电集团排放基本都在1亿吨以上,即便按照30元/吨的价格计算,也会涉及上亿元的资产规模。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以后,很多企业开始看到碳管理的长期性,尤其是上市公司,受到ESG的要求,陆续会配备碳资产管理岗位。因为“以后碳定价会深入每一个公司每一吨的排放中去,不去管理就可能会遭受相应的经济损失。”
在2023年实现企业碳中和的目标之下,现在的核心工作是需要将200余家子公司的碳排放情况做好梳理,对内整合碳资产(碳排放和碳减排),对外寻求可用于公司碳中和的环境权益,为达到目标做好前期的准备。
对于新能源企业而言im体育,虽然在发电端代表着“清洁低碳”,但也将面临制造端的减排压力。目前,远景、隆基、阳光电源等新能源企业都承诺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最迟到2050年)实现全球范围内100%可再生电力。
目前全国的碳市场只将电力行业纳入其中。由于碳交易市场实际管理成本很高,不可能将所有企业都纳入,目前只能“抓大放小”,从电力开始向钢铁、水泥、玻璃慢慢扩大范围。汪军预计后期全国范围内纳入这一市场的企业规模会超过一万家。
但这个市场似乎不会无限扩容。有业内人士表示,凡是产生碳排放的地方都得有碳定价。碳定价现在有两种方式,碳市场和碳税。从全球的碳市场的实际的运营情况来看,一个国家的总排放的40%~60%左右的企业可以纳入到强制的碳市场中。通过调整配额发放规则,可以较为容易地控制排放。剩下的中小企业,包括家庭、个人,由于没有市场,因而很难定价,所以可考虑收碳税,实现碳定价。
在目前市场看来im体育,全局性的碳定价似乎不可避免。个别地区、产业与部门的提前碳减排,到达峰以及中和,是整体国民经济取得碳中和的必要条件与“入口点”。或早或晚,中国必须进行全局性的碳定价,以抑制部分地区、产业与部门的减排效果对整体市场能源价格的打击,从而导致需求反弹与碳泄露。中国的煤炭相比天然气价格,比欧美便宜太多。因此,需要较高的碳税才能激发出最大的减排潜力。碳市场从电力(严格讲仅是煤电,可再生与天然气发电都是市场之外的off-set源)扩展到其他部门,需要能力建设。目前的规则在减轻企业负担维度层层加码,是没有必要的—— 一个预期较低的碳价水平,完全就可以充分的保证这一点。有些难以进行碳交易的部门,比如分散的交通、建筑部分,可能碳税更加合适,更便于操作。
到2030年达成碳达峰,展示了我们绿色发展的决心。碳达峰必然会推进能源生产、能源消费向着清洁低碳的方向转变,现在还在路上。从今年一季度看,单位GDP能耗下降3.1%,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已经采取行动,对经济绿色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第一,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传统产业低碳改造升级,坚决遏制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建设,发展壮大绿色低碳产业。
第二,加快推进能源结构优化,严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积极推进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的发展,因地制宜开发水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统筹推进氢能的制运和储用全链条发展,提高电网对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和调控能力,积极参与碳交易等市场建设。
第三,加快推进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持续强化能源“双控”,深化工业、建筑、交通运输等重要领域的节能建设,大力实施节能低碳技术改造,加强能效对标达标。
第四,加快推进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和应用,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加强低碳、零碳、负碳重大科技攻关。积极参与节能减排领域的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大力推进智能电网、储能、氢能、碳捕集等技术的研发应用。
双碳目标指的是2020年9月我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力争实现碳中和,即“双碳”目标。
当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作出这一庄严承诺时,立即引起世界各国强烈反响,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发展水平较发达国家尚有不少差距,且人口基数大,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实现“双碳”目标面临巨大挑战。
发达国家发展到后工业化时期后,高排放高污染的工业受到国家政策的约束,而且发达国家会通过产业转移im体育。把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发达国家的碳达峰时间要早,并且是基于自身产业结构的自然调整实现的。而发展中国家是基于政策驱动、发展阶段驱动,这两者所需要的过渡时间截然不同。
相信各位小伙伴一定听过或者见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宣传口号或者标语,我以前在四大做审计时,经常要去一些煤矿、采石场等地出差,这种标语屡见不鲜。
可持续发展一直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念,现在我国对全世界承诺力争实现双碳目标,除了响应《巴黎协定》约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彰显大国责任和担当外,在加速我国经济和能源转型方面也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
“双碳”目标对我国绿色低碳发展具有引领性、系统性的作用,可以带来环境质量改善和产业发展的多重效应,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绿色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助推高质量发展。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钢铁这一传统产业,发达国家更多的是采用短流程工艺,用可再生能源比如氢来炼钢,而我国大部分钢铁企业现在还是用煤电炼钢。
通过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逐步摆脱我国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以更低的能源消耗和更清洁的能源,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在倒逼能源清洁转型的同时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供应,实现能源独立。
双碳目标会新增大量绿色投资需求,改善投资结构。比如风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投资。
高耗能、高排放产业为降碳减排,需要新增大量清洁能源设备、低碳排放设备等技术改造投资;而这势必会在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行业领域新增大量绿色、低碳、零碳等技术投入。
提到新增就业机会,就不得不提到近两年来很火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三大指标)概念,由于双碳目标的提出以及各行各业降碳减排的任务催生出一大批ESG岗位需求。
将推动我国工业制造业尤其是初级制造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并将大大增加绿色发展相关新技术的研发投资,巩固并加强我国在新能源、电池技术、交通电气化、钢铁等领域的优势地位,可形成技术优势。
而且零碳经济意味着全部价值链的转型,能够推动我国在产业链上下游实现低碳生产竞争力。
钢铁、石化、建材、水泥、有色金属等高能耗、高排放产业,产能扩张力度将受到较为严格的碳排放限制,产能退出和压减速度加快。而且产业内技术、设施更为先进的龙头企业有望进一步占据竞争优势,兼并重组整合趋势加强。
聊完双碳目标的战略意义后,我们再来简单聊一聊我国为实现双碳目标所作出的战略部署。
自2020年9月,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双碳”目标后,围绕着双碳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工作意见和行动方案。
如2021年10月印发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
从制度的顶层设计,以“十四五”规划建议和“十四五”规划纲要位于主导地位,再围绕着中央的顶层战略方针,各地方、各行业再出台相应地配套细则政策。
如工信部等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产融合作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住建部印发《“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等等。
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从行业到公司,都在为实现双碳目标、完成减碳任务、改进生产技术、完成产业转型而努力着。
比如行业协会发布碳排放研究报告及减排规划,企业新增双碳ESG岗位以指导公司绿色发展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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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能源领域作为关键领域,我国已经从政策、地域、行业、方式等方面作出部署,并且取得巨大成就。在未来,我国将继续加强统筹协调,大力推动能源革命,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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