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体育马嬴超是蔚碳科技创始人，给企业提供碳服务，他原以为即将执行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带来大笔生意——2024年7月31日之后，出口欧盟的产品中，至少80%的碳总排放量必须使用实测值。

　　“可能只有今年下半年，出口货物在海关被拦下时，多数企业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行动。”马嬴超说。这种钝感是不少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面临CBAM等国外政策的现状：缺乏基本认识，也不知如何应对。

　　CBAM也被称为“碳关税”，是一种针对进口货物的碳排放定价政策工具，它要求在欧盟境外生产的产品在进入欧盟市场时，根据其碳足迹征收碳差价。美国政府更直截了当，2024年5月宣布，自2024年8月1日起将对华电动汽车关税提高至100%。

　　近年来，除了关税，中国企业出海还遇到了不少绿色贸易壁垒。这是一种非关税壁垒，进口国以保护环境和健康等名义，凭借经济、科技优势，制定严苛的标准和检疫措施等，并利用国际社会已有的规定，对进口产品进行限制。

　　加入世贸组织（WTO）二十多年来，中国产品遇到的绿色壁垒也在变化。早年农产品受影响最大，这一轮的关键词则是“碳”。

　　目前，大多数企业还没感到切肤之“痛”。这些贸易规则的主要要求是碳足迹核算，门槛较低。但未来可能会制定碳足迹阈值和分级，届时低碳产品更具竞争力，那将是真正的挑战。

　　不过，对受到影响的中国企业而言，它们本就是减碳的方案提供者，如新能源行业；或是减排大户，如水泥、钢铁。翻过绿色贸易壁垒，也会迎来机遇。

　　正面撞上关税和绿色贸易壁垒的，首先是“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

　　2023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每出口3辆汽车，就有1辆是电动车。这年10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启动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以决定是否加征关税。

　　直接影响如欧盟的《新电池法》，要求自2027年起，出口到欧盟的电池须持有“护照”，记录电池的制造商、材料成分、碳足迹、供应链等信息。在中国锂电池出口第一大市场美国（占出口总额约1/5），政府欲将对华电动车锂离子电池的关税从7.5%提高到25%。

　　作为新能源车的上游，电池还面临供应链传导的间接压力。它表现得更隐晦，但影响程度却丝毫不逊色。

　　碳衡科技CEO黄彦翔介绍，公司正帮助一家电池正负极薄膜产商核算碳足迹，并取得第三方核查认证。这家厂商是某头部新能源车企的供应商，被下游车企要求提交碳足迹报告，否则可能会失去订单。

　　同为“新三样”的光伏，早在2011年就开始“碰壁”。当年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次年欧盟效仿，此后数年各项打压政策不断。

　　如今，光伏产业的压力还在。碳衡科技的客户就包括某光伏变压器的头部公司。合规的碳数据将直接影响光伏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在法国，碳足迹值分为不同等级，碳排放越低，产品中标可能性越大；在韩国，最低碳的产品才有资格获得政府补贴；在挪威、意大利im体育、西班牙等国，碳足迹报告也被列为进口强制要求。

　　不止“新三样”，在欧盟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确定的七个关键产品领域中，还包括电子产品和信息通信技术、包装、塑料、纺织品、建筑物等。这些行业企业未来也要提供“护照”，记录产品的制造细节、供应链信息、环境影响以及社会责任实践等。

　　当地时间2022年4月13日，纽约国际车展，约1/4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等新能源车型。廖攀/中新社/视觉中国

　　对中国企业来说，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挑战分为两个阶段，现在是算碳，未来是减碳。

　　碳足迹是最早被要求强制提供的信息，但光企业自己算还远远不够。比如在电池全生命周期中，来自范围三（企业价值链产生的排放量）的碳排放占据绝大部分。根据宁德时代统计，上游供应链的碳排放占到电池产品碳足迹的85%。

　　“新三样”都属于离散型制造业，生产过程由供应链上的不同企业共同完成。碳益科技CEO陈龙接触的客户，不仅有物料供应商，还有许多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比如物流包装、租车，甚至小小的产品标签，也被它们的采购商要求核算碳足迹等。

　　“如果把链主企业（指终端产品企业）比作主树干，一级、二级、三级供应商就类似树枝、树梢和树叶。”陈龙举例，一辆新能源汽车的零件数量高达几千至上万个。

　　碳足迹计算像解一道非常复杂的数学题，大量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被迫迈进考场，但它们往往认知有限、人才不足、利润微薄，越往供应链上游走，解题能力往往越弱。这套数学题还不是千篇一律，陈龙曾接触过一家生产有色合金的公司，该企业的产品适用范围很广，被多个行业的链主企业要求提交产品碳足迹报告，但不同场景下，核算的标准、方法都不同。

　　一家造车新势力公司的供应链管理者对陈龙“吐槽”，上游供应商也想满足链主企业的碳足迹披露要求，但如果核算成本太高，供应商往往不填或乱填。而公司负责相关工作的人“一个巴掌就数得过来”，也没有能力充分监管。

　　不仅中小企业头疼，大型钢铁公司、水泥厂面对CBAM这种国际规则时，同样感到棘手。马嬴超说，CBAM官方的指导文件有两三百页，规定非常复杂，国内企业由于语言和专业的障碍，普遍遭遇困难。

　　企业碰壁算碳，也催生了市场需求，像蔚碳、碳衡、碳益等一批碳服务商应运而生。

　　New Energy Nexus（NEX）曾连续几年举办气候金融科技加速营，为碳服务商赋能。NEX气候金融科技项目经理张苏观察到，除了一些成立多年的中大型公司，大多数公司都在近三年内涌现，以10-60人的小型规模居多，且有各自精通的特定市场和行业，创始人往往有碳、供应链企业或数字科技领域的工作经历。

　　看中这块蛋糕的不只是创业公司，还包括互联网大厂。阿里云就推出了能耗和碳管理平台“能耗宝”，中小微出口企业是重要的服务对象。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碳中和实验室”也推出了“碳BASE”，支持企业用户入驻，提升企业碳排放数据填报效率。

　　张苏表示，这些碳服务商都擅长利用技术手段，如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提高碳管理效率，同时降低成本。

　　“如今智能化软件平台替代了大量之前需要人工处理的工作。”黄彦翔说，过去进行一款产品碳中和认证的周期一般在3-6个月，成本高达10万-20万元；而他所在公司开发的碳管理软件平台，最快可以将流程缩短至21天，成本也只有原来的约1/3。

　　辅助产品碳足迹计算的软件通常采用年付订阅制，一般核算一款产品的市场价格在每年2.5万-5万元。

　　产品碳足迹计算受产品的原料、配方、工艺等信息影响，有的数据涉及商业机密，部分供应商不配合，即是担心这些底层数据泄露，暴露自己的成本、利润空间甚至专利技术，被采购商“踢掉”。

　　为解决这一矛盾，许多碳服务商都申请了“等保三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测评）认证，它是民营企业最高安全等级标准。有的还采用了区块链技术，目的都是保护客户的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也能应对数据跨境这样的敏感场景。

　　积累的碳数据不只是为了当下答卷结题，未来有极大的应用场景。比如用作银行贷款审批的依据、为绿色债券的定价提供量化依据等。

　　解答算碳的答卷时，计算方法不是问题，“碳基础设施”尚不完善，是这些碳服务商面临共同的困难。

　　碳基础设施的不足im体育，首要体现就是我国尚未建立官方碳排放因子库。排放因子可简单理解为一个产品或活动过程排放的温室气体平均值。排放因子与活动水平相乘，就可以算出温室气体排放。例如，将电网的排放因子和企业用电量相乘im体育，就能算出企业用电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

　　CBAM默认因子和许多海外因子库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若使用这些数据，碳排放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企业也可以选择实测，这需要较高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已有的排放因子，有的还不够细。比如计算耗电产生的碳排放，目前我国只有反映全国平均水平的电网碳排放因子，难以按区域、按分时反映清洁能源利用情况。如果一些企业来自水电或风电、光伏发电占比高的地区，碳排放量就被高估。

　　这些问题已受到重视，2024年3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组织召开了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库产品碳足迹库研讨会。

　　国内的“碳基础设施”完善后，还需进行国际互认。例如，许多中国企业购买绿证或碳抵消资产，建设光伏电站，使用来自水电、风电充足省份的电力等以减碳。但CBAM只认可通过两种特定取电方式获得的新能源电力。

　　在2024年5月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裴晓菲透露，生态环境部编制了《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拟于近期会同其他部委联合印发，文件内容就包括推动产品碳足迹规则国际互信等。

　　来自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杜强撰文提到，绿色贸易壁垒本是协调环境与贸易两者关系的共生物，但在实践中，却经常被一些发达国家滥用，成为新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马嬴超认为，类似CBAM的政策，本质都涉及供应链话语权、定标权的竞争。中国政府和企业起初不适应，但通过经贸、标准交流等，将来会找到平衡点。

　　“中国先按照国际标准行动起来，未来也有可能在规则制定上获得更多话语权。”黄彦翔以互联网的发展类比，最开始规则大多由美国制定，随着中国智能手机、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等应用开花结果，普及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后，中国也有了制定国际规则的话语权。

　　参与制定绿色贸易规则，可能类似加入WTO的历史进程。加入WTO之前，很多人担心全球化导致中国企业失去竞争力im体育，后来则被证明是杞人忧天。“中国在WTO的规则下参与国际贸易越发得心应手，反倒是制定规则的外国先掀桌子不想玩了。”黄彦翔说。

　　黄彦翔所在的公司正在推动中国标准出海。2024年3月，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联合碳衡在新加坡首次发布中国机电产品碳标识，让碳足迹可见、可溯，并在不同国家商业协会之间互认。黄彦翔希望，它能成为我国机电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

　　早在2012年，美国就对中国光伏产品作出“双反”裁决，但这并未显著拉动美国本土光伏制造商崛起，也并不妨碍中国的光伏产业如今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市场份额，拥有全球最完善的产业链和先进技术。

　　彭博社一篇文章统计，欧盟不对光伏进口征收关税，而美国和印度则对光伏征税。尽管欧洲的气候条件远不适合发展太阳能技术，但欧盟2023年安装的光伏发电量大约是美国的两倍、印度的七倍多。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一篇文章认为，即使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一些中国产车型的定价依然与在美国销售的许多电动汽车持平，甚至更优惠。提高关税是一种短期保护主义行为，可能会延迟，但不会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带着电动汽车进入美国。

　　虽然几家接受采访的碳服务公司负责人都认为未来绿色贸易壁垒的范围会越来越大，但也倒逼企业修炼内功。

　　“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面临印度、东南亚等国家的竞争时，早已不具备人力成本优势，而绿色低碳有望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优势，成为出海名片。”黄彦翔说。

　　碳“算清楚”后，下一挑战是减。这不仅是国际要求im体育，在国内双碳目标下，也是考核指标。

　　在马嬴超看来，双碳目标发布后，中国持续进行供给侧改革和绿色转型，淘汰落后产能。“这次只不过附加了一套国际贸易的规则而已，CBAM客观上能够帮助中国进一步出清落后产能，有些企业甚至可趁机弯道超车。”

　　十几年前，陈龙在一家国际汽车零部件巨头供职，公司发现一家供应商偷排污水后，立刻暂停了业务往来，供应商最终投资数百万元，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最初不仅部分供应商不理解，就连公司内部一些采购人员也认为，这增加了企业负担。但后来，国内刮起环保风暴，上述供应商没有受到影响，负责人在会议发言中专门感谢了陈龙所在的公司，称环保工作是“难而正确的事”。

　　除了欧美市场，东南亚、非洲等也具有广阔的新能源市场前景。在海辰储能终端场景孵化中心总经理管伟看来，虽然这些国家暂时没有绿色贸易壁垒，但良好的ESG评级同样是有用的通行证，中国企业有责任做好表率。